麻天祥：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
发布时间：2024-02-07 14:35:04作者：大悲心
[摘要]佛教自传入中国至今已有2000余年，作为制度化的宗教，在组织上蓬勃发展，在思想理论上的诠释也层出不穷，尤其自宋以后，佛教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
佛教自传入中国至今已有2000余年，作为制度化的宗教，在组织上蓬勃发展，在思想理论上的诠释也层出不穷，尤其自宋以后，佛教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思想家游走于儒、释之间，士大夫玩习庄、禅，风流余泽，丰富了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初传与鼎盛时期，中国思想家也多在佛门，至少同佛门有着割不断的思想上的纠葛;西行求法，也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礼拜耶路撒冷、麦加，而在于学问。正因为如此，近代思想家一再强调，“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思想的广泛渗透也导致其自身由缁衣而流入居士学者之间。
至20 世纪，以科学、理性为显著学术特征的知识分子，公然与往圣大德同气相求，而研究佛学。他们弄潮涛头，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使命，以科学和理性的学术精神，考校史迹，辨析源流，厘正文献，梳寻义理，“同情理解，广搜精求”，续佛慧命。
显而易见，近百年的佛教研究是建立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佛教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也就堂而皇之地登上“赛先生”的讲台，作为系统的学术思想也在百年的科学领域焕发异彩。这是佛教文化理性的百年，是佛学科学研究的百年!
17世纪，整个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以欧洲为中心，孕育而成一股工业革命的浪潮。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荡涤殆尽。它日甚一日地消除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物质文明突飞猛进地膨胀和发展，思想学术也变成了公共产品，而表现为多元并存的状态和世界化的趋势。
然而，曾经辉煌、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帝国却又上演了一出朝代更迭的“易姓革命”，直到18 世纪初，虽然历经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康乾盛世，但在多元化和世界化文化的大潮中再也不能维系其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封闭格局，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末世光景。
值得庆幸的是，封闭的精英集团早已不满足于这种封闭的格局和封闭的文化，尤其当以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及其赖以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鸦片和坚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封闭之门时，他们痛定思痛，幡然醒悟于歌舞升平、妄自尊大的酣梦之中。传统的忧患意识、经邦济世的救世思想，使他们意识到不仅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尤其要“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增进国民道德”，借以救亡图存;在学术上，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以及文化多元化、世界化的趋势，应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方法给予全面的、积极的回应。
原本外来的、向全人类开放的、以救世为己任的佛教文化，在这千古未有的变局中，更是捷足先登，脱颖而出，从哲学、史学、语言文字、翻译和比较文化等学术领域给予佛教文化全面的整合，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科学民主的西方文明成鼎足之势。由晚清伏流到民国时期全面复兴的中国百年佛学，以新的姿容彪炳于世，继往开来。
19 世纪末，国势陵夷，附庸风雅、浅斟低唱的宣政风流早已是明日黄花，威加海内、歌舞升平的康乾气象转瞬成过眼烟云。年少气盛之士无不疾首扼腕，倡言变法，以济时艰。然而，入清以来在严酷政治氛围禁锢中的传统文化，寻章摘句，成六经之奴婢;渐次输入的欧美文明，来源浅觳，且同民族心理格格而不相入，均不足以起衰振弊、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
于此“学问饥荒”之时，思想界的有识之士，尤其是所谓新学家无不祈向佛学，欲冶中西、儒佛、新学旧学于一炉，以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从而使海蹈山埋、佯狂放荡、玄渺难测、凝思寂虑的佛学与当时社会思潮谐振，谱写出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反观内照，以心性问题为中心，追求内在超越的佛学，“顿悟”而成关注国家兴亡、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世之学。
历史上长期为僧团独家经理，且为释迦弟子终极追求、行为准则的中国佛学，率先走出封闭，索性由“山林”步入“闹市”，上契无生，下教十善，源出佛典，饰以南华，既补传统心性学说和经世之学理性思维之不足，亦表现对社会无痕换骨的期盼。
正所谓“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于是以居士、学者和寺僧三种不同形态的佛学，直接参与当时学术界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传统、西学成鼎足之势。佛学的多元化，实际上标志着20 世纪中国佛教与以往不同的多元发展的趋势。
可以这样说，在形式上，由单一的寺僧佛学衍化为居士、学者、寺僧佛学三种形态，呈多元发展之趋势，推动了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在思想内容上，超越回归参与，出世呼唤入世，高蹈佳遁、空灵幽隐一变而为回真向俗、救亡图存。如此世俗化的总体态势，显然植根于佛教理论上的系统整合，自然也就推进了中国哲学的革命。
中国近百年的佛教和佛学，就是在多元发展和系统整合中，将晚清佛学的伏流汇聚而成系统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思潮，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并走上复兴之路的。毫无疑问，20 世纪佛教的复兴，以及多元与整合的形式和内容，是佛教顺应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按照时代的需要所进行的科学与理性的自我调适，而非与历史断裂的全面创新或重建。佛学的双相否定、双向价值取向、宗教社会功能的二律背反，同样为佛学百年的涉世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
佛家追求超现实的觉悟，关注的却是“有漏皆苦”的芸芸众生及“如梦幻泡影”的现实社会;佛说“无常”“无我”，却又强调反求自心，不仅超越个体，而且寄心于与本体合一，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主体意识;佛门“缘生”之理，假、空、中三观之论，以超二元对立的创造性思维，谈超时空、超世俗的无尽因果，同时公然取儒道心性之学、承负之说，宣扬善恶果报的行为准则及扬善惩恶的社会道德。它以人生为苦，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既是对社会、人生的否定，表现为遁世思想，又批判俗界，以济世度人为己任，熔铸了强烈的入世精神;
既以“无明”否定人性，追求“觉悟”的佛性，再由佛性复归“本净”的人性，否定现世而趋向净土，并将净土置于现世;既以灰身灭志的绝世思想企求自我解脱，又以入世之激情，点燃觉悟，普度众生。正是如此系统的理性思维、八面玲珑的说理形式，为百年来的佛教提供了入世转向的理论基础，为佛教文化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本文因篇幅限制有删减，原文请看《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