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农教授：马祖道一与江西洪州禅
发布时间：2024-04-02 11:45:06作者：大悲心高振农
禅宗自五祖弘忍以后，分为南北对立，即由慧能与神秀，各擅所长，形成南宗与北宗。其后北宗渐衰，南宗独盛，逐渐代替了整个禅宗。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宗又分成各种派系，其中能够担当起慧能之后禅宗发展重任，使禅宗在思想上趋向成熟，在组织上趋向完善，因而达到全盛的，要推南岳怀让一系由马祖道一所创的江西洪州禅和青原行思一系由石头希迁所创的湖南禅。赞宁在《宋高僧传》中曾称：“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这也是说，江西洪州禅和湖南禅，是慧能以后禅宗诸流派中最主要的两个派系。而在这两大派系中，江西洪州禅以其特别鲜明的性格，对后来禅宗发展的影响最大。据《祖堂集》等记载，慧能曾对怀让说过：“马驹踏杀天下人。”这预示着马祖道一的禅法，将称雄于天下。其后禅宗发展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马祖道一所创的江西洪州禅，确实对禅宗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道一弟子百丈怀海提出的“农禅并重”原则，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到今天，“农禅并重”这一原则，仍为各地丛林作为佛教的优良传统而被继承和发扬广大。因此，完全可以说，江西洪州禅的出现，使得中国禅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为此，本文拟对马祖道一所创的江西洪州禅，作简要的介绍，对其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些必要的论述。
马祖道一的生平事迹
有关马祖道一的生平事迹，佛教史籍的记载并不一致。今综合《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并序》、《圆觉经大疏钞》、《宋高僧传》、《祖堂集》及《景德传灯录》，略述其生平如下。
马祖道一(709-788)，汉州什邡(今属四川)人。俗姓马，名道一，后人称他为“马祖”、“马大师”或“马祖道一”。又因他长期于江西弘扬禅学，故亦称“江西马祖”。他初从资州(治所在今四川资中)唐和尚处寂披剃出家，在渝州(冶所在今四川重庆市)圆律师处受具足戒。曾师事过金和尚无相，随之学禅。其后离开四川，到湖南南岳衡山，住传法院，终日坐禅。心性孤傲，自命不凡，有来访者，都不加理睬。后被怀让发现，认为可以造就，于是就想办法加以启导。传说怀让故意在道一面前将一块砖头在石上磨来磨去，道一见了非常奇怪，就问怀让磨砖做什么?怀让回答说：磨砖是为了做镜子，道一说：“磨砖岂得成镜?”怀让即说：“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道一又问；那么如何才能成佛呢?怀让即进一步发挥说：你是要学坐禅呢，还是要学坐(作)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作)佛，佛非定相。于法无住，不可取舍，何为之乎?汝若坐(作)佛，却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解脱理也。”道一听了，又问：“如何用心，即合禅定无相三昧?”怀让回答说：“汝学心地法门，犹如下种，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于道。”道一据此又问：“见道当见何道?道非色故，云何能观?”怀让肯定地说：“心地法眼，当见其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道一听了怀让的这些说法，即“豁然开悟”，而且是“一蒙开悟”，即“心地超然”，从此“侍奉十秋，日益深奥”。
道一在怀让处一住十年，对曹溪禅法，深有领悟。天宝二年(742)，前往建阳佛迹岭(今属福建)，开始聚众教化，自创法堂，开堂说法。不久又迁往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西里山，旋移住南康(今江西南康县)龚公山。这段时间，前后约有二十余年，他在这些地方广聚徒众，随所化摄，终于形成一股较强大的佛教势力。大历四年(769)，他又移住洪州(今江西南昌县)开元寺。从此他以洪州为基地，作为他创宗立派活动的中心。是时学者云集，禅风大盛。其后又经过他弟子辈的进一步弘扬，终于形成了当时势力最强大的洪州宗。道一在洪州弘扬禅法，近二十年，于贞元四年(?88)圆寂，唐宪宗敕溢“大寂禅师”。
洪州禅的中心思想
洪州禅的创立者是马祖道一，故洪州禅的中心思想主要是马祖道一的禅学思想。但是，马祖道一没有什么著作留世，只有在一些语录和塔铭等的记载里，留有他的一些思想行事。遗憾的是这些思想行事，大都是后人的传说。而且由于他的门人弟子特别多，所传的主张也不甚相同，所以愈向后传，其失真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因此，要全面正确地了解道一的禅学思想，是比较困难的。这里仅依据宗密的有关论述以及《祖堂集》等所载，略述洪州禅的主要思想。
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中，曾对洪州禅的思想作了这样的描述：“起心动念，弹指磐咳扬扇，因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全体贪嗔痴、造善恶、受苦乐故，一一皆性。……贪嗔、烦恼并是佛性。佛性非一切差别种种，而能作一切差别种种。意准《楞伽经》云：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起生受苦乐与因俱。又云佛语心。又云：或有佛刹，扬眉动睛，笑欠磬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故云触类是道也。言任心者，彼息业养神之行门也，谓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也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亦名过量人，无法可拘，无佛可作，何以故?心性之外无一法可得，故云，但任心即为修也。”宗密在这里指出，洪州禅的基本特点是“触类是道”、“任心为修”。
道一的所谓“触类是道”，是指起心动念，弹指磬咳，扬眉动睛，都被看作是“佛性全体之用”，即众生如来藏的体现；所谓“任心为修”，即是在实践上不起心造恶修善，不为修道、学法、成佛所拘束，而是任运自在，获得解脱，
关于“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的说法，在有关记述道一思想的其他史籍中亦有所记载，不过在词句上略有不同而已，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如权德舆的《道一禅师塔铭》中载有道一的法语：“佛不远人，即心而证，法无所着，触境皆如，岂在多岐以泥学者?故夸父吃诟，求之愈疏，而金刚醍醐正在方寸，”道一在这里是说，“真如”不需别求，只是自心和自境上的事，只要能证得自心，于法无所执着，那么所见的境界，就都是“真如”了，这种“触境皆如”，和宗密所说的“触类是道”，虽在文字上有些出入，但其基本含义都是一致的。
此外，在《祖堂集》中，也记载有道一的另一则法语：“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体此意，但可随时着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在同一《祖堂集》中，还有记载说，西川有一位黄三郎，在85岁时前往渴见马祖道一，说“若不遇和尚，虚过一生；见师后，如刀划空。”道一则说：“若实如此，随处任真。”以上听说的“任运过时”、“随处任真”，这和宗密所说的“任心为修”，其含义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宗密所说的“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确实可以看作是洪州禅的中心思想。
“触类是道”、“任心为修”作为洪州禅的中心思想，它还涉及到了“道”和“心”这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道一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都有进一步的论述。
什么是“道”?道一认为“道即法界”。《马祖道一禅师语录》中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谓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
什么是“心，，?道一认为，“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祖堂集》中记述了一则道一开示学人的法语：“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是故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开悟，又数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又云，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道一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即心即佛”或“即心是佛”说。但是，道一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认为，“即心是佛”之说，还是容易造成执着。因此，他在“即心是佛”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非心非佛”之说。在他看来，“即心是佛”之说，乃是指示学人的一种方便，如果从中道实相的立场上说，应该是“非心非佛”。《马祖道一禅师语录》中载有这样一段话：“问；如何是佛?师云：即心是佛。……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师日；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师曰：非心非佛，日：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师曰；向伊道不是佛。日：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师曰：且教伊体会大道。”这里是说，“即心是佛”作为禅僧自悟是必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最终觉悟的境界应该是“非心非佛”的理想境界。
但是，我们从道一对学人的开示来看，他提出的“即心是佛”与“非心非佛”，似乎是对不同对象的各别引导，也就是佛教中常讲的“应机说法”。所以无论是“即心是佛”还是“非心非佛”，都可以使禅僧达到自悟。据《景德传灯录》卷七的记载，明州大梅山有一位法常禅师，初参道一，间道；如何是佛?道一回答说：即心是佛。法常当即大悟。后来法常离开道一到大梅山，道一知道后就派一僧人去试探他开悟后的情况；“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后来这个僧入把这一情况向道一作了汇报，道一听了便叹道；“梅子熟也。”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后来道一已经提出了“非心非佛”的主张，但仍然同意法常禅师坚持“即心是佛”的观点，还称赞他是“梅于熟也”，意即得到了很高的觉悟。
道一不但对什么是“道”、什么是“心”都作了论述，同时也对“道”与“心”的关系作了一些说明，这就是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中评述洪州禅思想时所说的：“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也是心，不可以心断心，”这里把“道”和“心”看作是一种“相即”的关系。
总之，马祖道一所创之洪州禅的中心思想“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其主要意思是，禅师们个人的行、住、坐、卧以及所触及的事物和境界都是“道”，它把禅与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意义、感情等等打成一片，而这个“道”不需要从“修”得来，只要任运自然地从自心中体悟出来。这些思想，对后来禅宗顿悟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洪州禅禅风盛行的主要原因
马祖道一创立的洪州禅，在当时盛极一时，有其多种多样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方官吏的重视与支持
道一在江西传禅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曾得到地方官吏的重视和支持。
积极支持道一到江西传禅的是路嗣恭。他在大历六年(771)出任江南西道(包括今江西、湖南在内)都团练观察使，以善理财赋而闻名当时。大历八年兼任岭南节度使，在平息哥舒晃广州之乱时，因起用“流人”、招集“义勇”而致胜。他曾特地邀请道一进入洪州(南昌)传禅，在当时影响极大。其后，他的儿子路应。于贞元初出任虔州刺史，诏嗣父封，累迁宣歙池观察使。他的另一个儿子路恕，曾任鄜坊、宣歙观察使，死后赠“洪州都督”。他们兄弟俩都能继其父志，全力支持道一禅系在江西的流传，由于路氏家族的两代人约有半个世纪都积极支持道一在江西弘禅，故道一禅系能在江西得到迅速的发展。
曾为道一撰写塔铭的权德舆，也是洪州禅的积极支持者。权德舆在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早年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又曾是裴胄幕僚。李兼是道一禅系的支持者，裴胄是以佞佛受讥的斐宽宰相之子，也曾出任过江西观察使，他和其父一样，是道一的支持者之一。裴宽的另一儿子裴谞，历任虔州(江西赣州)、饶州(江西波阳)等地刺史，晚年拜河南尹，也保持其父禀承佛教的家风，积极支持道一，权德舆大概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对道一非常钦佩，全力支持。他自称“往因稽首，粗获击蓑”，“已被清凉”。他为道一所作的《塔铭》，实事求是地对道一作了很高的评价。时至今日，这一《塔铭》仍然是我们研究道一禅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自代宗以来，凡是在江西作官的，几乎无一不扶植道一禅系的发展。
正是由于一些地方官吏的重视和支持，为道一禅系在江西的弘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其影响还扩展到周边省区和皇室，从而使洪州禅系最终成为中唐时期的最大禅系。
二、众多门徒的弘扬
道一门下弟子之多，在中国禅宗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的。《祖堂集》称“大师下亲承弟子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遁者莫知其数，”《古尊宿语录》及《景德传灯录》则称“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这些徒众，他们分布于四方，弘传道一禅系的禅法。据有关史料记载，道一的徒众主要分布于江南两道，特别是分布在以洪州(南昌)为中心的江西，以潭州(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以及京兆、洛阳、河中地区。此外，安徽的池州(贵池)，江苏的扬州、常州和苏州，浙江的越州(绍兴)和杭州，福建的泉州，江西的处州(赣州)，广东的韶州(韶关)，湖北的鄂州(武汉)、随州(随县)、荆州(沙市)、襄阳(襄樊)，湖南的朗州(常德)、澧州(澧县东)，河南的唐州(泌阳)、洛阳，陕西的长安(西安)等地，都分布有道一的门徒。甚至在山西、河北境内，也有少数道一的弟子在那里弘传禅法。如此众多的门徒，分布地域如此之广，这在中国禅宗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
这许多门徒，他们各自弘化一方，虽然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打着道一禅系的旗号，弘传的都自称是道一禅系的禅法。杜继文和魏道儒合着的《中国禅宗通史》一书，认为道一的众多门徒，他们各以自己对道一思相的理解而进行传禅活动，因而带上了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可分三类：其一为应唐王朝征召的京禅类，以惟宽和怀晖为代表，二是在理论上多有发挥的理禅类，以大珠慧海为代表，三是在实践上大有创新的农禅类，以百丈怀海为代表。这些分析，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正是由于道一众多徒众的大力弘扬，才使洪州禅很快得到迅速的发展。
三、在禅学思想上有所创新
道一创导的洪州禅，在禅学思想上有许多创新，他提出的“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的说法，实际上是在禅宗内部提倡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认为禅僧们的一举一动，所谓起心动念，弹指磐咳，扬眉动睛，都是“佛性全体之用”，因而“随时着衣吃饭”，也能“长养圣胎”，这样，他就把禅推向了世俗生活，使禅趋向生活化，同时，他以此为基础，在禅的实践上建立起了另一种体系，即极力否定坐禅和语言文字对于悟道的作用，强调一种直觉的心领神会。这种思想和实践，后来发展成为专以隐语、动作、画圆相、踢打喝骂等等的“机锋”。这种禅风，对于一些长期受物质和精神压抑的知识阶层以及下层民众渴望精神解脱者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信徒。同时，道一由主张“即心即佛”发展到提倡“非心非佛”等等的禅学思想，也非常新颖，很适合渴望思想自由的禅僧们的口味。
正是由于洪州禅的禅学思想有许多创新之处，而道一本人又根据自己的思想，坚持以社会生活为禅的实践舞台，深入下层，与广大民众为伍，了解民间疾苦，在失意的知识阶层及普通平民中弘传禅法，所以洪州禅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很大的发展。
总起来说，洪州禅能在不很长的时期内获得较快的发展，除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外，也是禅宗内部自身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道一及其门下弟子的努力，起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