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教授：20世纪中国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一、引 言

召开学术会议，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门学术讨论，这在古已有之。佛教是一个强调理论的宗教，佛学的研究往往伴随着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讨论，由此产生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从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看，有关佛学的学术讨论会召开过很多次。据说公元67年，汉明帝夜梦“神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群臣开会，讨论这位“神人”的来历，大臣傅毅勇敢地站出来回答：“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神道也。”他指出这位“神人”是佛，促使明帝下决心派人西去求法，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如果这件事情是实，好么佛教的学术问题讨论会将以此为开始。由是说明佛教开始传入是在召开学术问题讨论后才决定的，这对佛学本身而言，又有了一上重大的意义。
佛教传入后，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无外乎这样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由官方出面召集僧人和学者共同讨论或争论某一问题。例如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六年(507)武帝出面召集学者和王公朝贵64人召开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会议，发表的论文达75篇，主题是讨论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问题，这些论文有的被收到《弘明集》里；二是由寺庙出面召集参会者讨论问题。例如东晋沙门竺法汰为破道恒的心无义，“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难之。引经据典，析驳纷纭”，两人争论一天，没有结果。第二天慧远设难，批倒道恒，“心无之义，于此而息。”这二种基本模式，二千年来没有改变，至今仍然沿袭下来。不同的是，在此两种模式上，今天又衍生出另外三种模式。按现行的说法，在中国除了政界，教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学界的存在，所以在过去已有的两种模式上，应该再加上第三种，即由学术界出面召开学术会议的模式。此外，在当代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间有钱的人和单位以及寺院愿意出钱资助召开学术会议，所以由某一经济实体出面资助会议的模式应运而生。另外，一些国外的团体拿钱资助中国的学术活动，召开一些双向交流的佛教学术国际会议，由是说来，在当代中国一共有五种会议模式。而这五种模式，在20世纪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佛学研究里都得到过体现。

二、回眸世纪初

在20世纪上半叶，即在民国时期，据笔者所见，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还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甚至介绍也谈不上。尽管当时佛学的研究和出版是繁荣的，学术争论的激烈程度也超过了世纪末，但召开像世纪末这样举行的有影响的学术会议，恐怕是不多的。如果能够称上学术会的，据笔者所见，只有1931年在北京华北居士林举办的第一次僧众佛学观摩会，这是一次集柏林寺教理研究院、锡兰留学团、弘慈佛教院、弥勒佛学校四校优秀生，举行讲演作文比赛的大会。这里的“讲演作文”可能就是宣讲论文，然后对之进行评判，至于其它的佛教学术会议，笔者寡闻，还未得见。
民国时期学术会议少，我想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学术活动都是处于分散的状态，学术界虽然有像支那内学院这样的居士佛教和佛学研究团体，以及各种佛学院和佛学团体，但这些团体对诸如讲经的事业很感兴趣味，聘请有名的法师讲经的记录不断，做学术讲演的活动，则不多矣。更谈不上学术讨论会。其二，在任何时代，学术界毕竟还是属于穷人的阶层，学者是要受得清贫和冷板凳的，如果能够维持学术研究的事业已属不错了。像支那内学院这样有名气的佛学团体，也会经常碰到经费不够的情况，教师和学生的伙食极差，有钱都是用于刻经出版事业了，所以开讨论会则一件奢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三，就政府来说，佛教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佛学研究也是一些个人的行为，佛教界的地位是很低的，像当代中国佛教的巨擘太虚大师、曾在政、教、学三界中有很大的影响，但他连国大代表都没被选上。佛教在官方眼里只是一私人的行为，并且时时受到政府的压制和限制，政教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也发生历害冲突，于是才有诸如将寺庙征用办学的事情不断发生，佛教界经常到政府请愿，或者向全国通电，以求援手支持。所以由政府来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四，就佛教界而言，也许举办一个比较得体的佛学会议并非不可能，而且并非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但是由于从事学问研究的僧人是没有强大有经济实力，有经济实力的僧伽也对此不感兴趣，而且整个佛教界内部散沙一盘，加上整个社会一直处在内乱外辱的大环境下，学术的活动更不被重视，僧伽不投入也是自然的事情。总而言之，本世纪上半叶没有召开佛教学术会议的大环境。

三、新时期巨变

新中国成立心后，在1978年以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佛教正在被“消灭”，研究佛学的人很少，虽然有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这样的佛教研究团体，但是同样也没有召开学术会议的气氛，仅是编辑一些书籍而已。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但这个所当时正处于“文革”的前夕，加之刚刚成立，还没有展开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所以从整个大环境上看，当时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就谈不上什么召开佛学学术会议的事情。直到1978年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党和政府重新落实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学术界实现了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佛教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意。随着佛教学术活动的蓬勃开展和不断深入，佛学会议开始举行，而且越来越多。从1980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佛教学术讨论会”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佛学会议达72次。现在除了国内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外，还与其它国家召开了双边会议，像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同时在中日两国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佛学会议的召开，既给学者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切磋，交流学问的空间时也促进了各地的人才培养，深化了一些专题研究，其效果是显明的。下面将现20世纪我国召开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学术会议做一次简单的回顾。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会议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召开的佛学会议，由于条件和资料的限制，笔者不可能取得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在这两地，同样也举行了不少的佛教学术会议，我们只能以后在条件具备时再给予弥补。另外，由于国内的佛学热的影响，一些地方举办的小型或省办的佛教学术会议未被笔者所知，故肯定会有遗漏之处，同样希望知道这方面消息的人给予补充，以成全璧。
1980年：
9月17日，由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联合在古都西安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32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6篇。会议成果收入在《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82年：
10月26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大足召开，5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10余篇，论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讯》。
11月23日至27日，“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高原名城昆明召开。20多位研究、教学人员参加了会议。
1984年：
8月27日至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召开“国际佛教艺术专家咨询会议”，30余人与会。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举办了“中国佛教艺术图片”小型展览会。
1985年：
4月11日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近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会议论文以1985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发表。
11月9日至10日，日本《中外日报》社会纪念创刊90周年，在日本京都举行“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双方各出5名正式代表。日本学者赞为“历史的盛会”。
1986年：
4月17日至21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次年会在大足举行，参会者100余人，收到论文33篇。会议论文大多选载在《大足石刻通讯》第二、三期上。
9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国方面有藏汉佛教徒学者7人与会。
11月3日至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陕西省科学院长安佛教小组共同在西安举办了“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近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33篇。会议论文最后收集在《隋唐佛教会议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
1987年：
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佛教和中日两国的文化”，日本和国内北京、上海、江苏、安徽、陕西和山西的部分佛教研究者出席了会议。已经召开的二次会议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书名为《中日佛教研究》。
1988年：
9月18日至20日，“全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世界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常熟市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11省市30个单位的代表53名(其中列席代表8名)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会议大部分论文收入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
10月6日到8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主题是“中国佛教之研究”。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和佛教界人士100多人出席了会议，有10名学者宣读了论文摘要，会议的论文摘要载《法音·学术版》第2期。
1989年：
3月27日至3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日本驹泽大学共同在京召开“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主题“中日禅宗研究”。50余人参加了会议。
11月20日至22日，“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东京举行。会议的所有论文登载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上。
12月2日，四川省乐山市史学会和乐山大佛乌尤文管局在乐山市召开了“大佛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有35人参加了会议，送交论文18篇。会议论文收在1990年《乐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第1期上。
1990年：
7月24日至28日，“首届五台山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中日双方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9篇。会议主题是“探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奥秘”会议的论文集未出版。
9月2日至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佛教协会、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等9个单位联合召开的。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0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9月9日至13日，陕西省社科联与法门寺博物馆在法门寺召开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法、美等国共1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0多篇。会后成立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月23日到24日，“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主题是“中日净土教之研究”。会议论文刊登在1990年的《佛教文化》上。
1991年：
9月20日至21日和11月26日至28日，南京艺术学院佛教考古艺术界人士和日本龙谷大学的学者，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召开了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为主题的中日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达80余人，提交论文30多篇。会议论文分期刊载在《东南文化》上。
10月14日至16日，“中日第四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佛教研究者近100人出席会议，收到论文11篇。会议的主题是“十至十四世纪中日佛教”。会议论文刊登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上。
1992年：
5月10日到13日，“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会议”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国内各地的代表约60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2篇。会议论文集以1993年《人文》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
7月12日到18日，山西大学在太原召开了“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及大陆、港台地区的代表6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6篇，会议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书名为《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
10月6日到10日，“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峨眉山举行，参会代表共120余人，收到论文64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月5日至9日，由重庆市文化局和大足石刻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的第三届大足石刻研究会年会在四川大足举行。10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资料36篇。会议论文收入《四川石窟艺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会文选》。
11月9日至11日，“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主题“中国佛教的传统与创造”。会议论文刊登在《佛学研究》第三期上。
1993年：
6月3日至6日，由浙江台州地区文化教育局、天台县人民政府、天台山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县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天台山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及其影响”。近8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3篇。会议论文刊于《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上。
9月25日至27日，“圆瑛佛学思想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上海分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参会学者50余人，收到论文37篇，收入《圆瑛大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
11月9日，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佛教文化景点发展现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1月23日至29日，“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南方早期佛像性质和年代分期”，“中国南北方早期佛教和佛像的区别”、“中国南方早期佛像的起源及传播途径”。
1994年：
4月16日至22日，中国玄奘国际讨论会在河南偃师与西安两地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代表80余人，外国代表23人与会，收到论文60余篇。会议论文《玄奘研究文集》于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8日至9月12日，纪念鸠摩罗什诞生16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地新疆克孜尔石窟举行，主题是“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中外学者共14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8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月2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禅学研究》编辑部、湖北大学、湖北省佛教协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黄梅县人民政府联合会召开的“禅宗与中国学术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黄梅县召开。参会代表10余人，收到论文70余篇。论文集《东山法门与禅宗》由武汉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12月14日，由中国佛教文化学术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局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静安古寺共同举办的“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静安寺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僧俗两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1995年：
3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法门寺博物馆发起，邀请首都学术界、佛教界专家学者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学术讨论会”，会上由学者介绍了有关唐密曼荼罗的研究情况。
9月4日至6日，在潭南嵩山脚下的登封市内举行了“少林寺与禅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韩国、日本和国内佛教僧俗二界及学术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含论文提要)共70余篇。论文集《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1996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9月7日至10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举行。全国各地的学者12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43篇，会议修订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
10月7日至8日，中日第六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会议论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二期上。
11月9日至11日，“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现代管理中心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和台湾佛光山大学筹备处联合举行的。收到论文23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月13日，“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上海沉香阁、上海市宗教事务局研究室、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百家出版社出版《应慈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书。
10月31日(农历9月20日)，弘一大师诞辰115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鲤城宾馆大礼堂举行。会议由泉州佛教协会和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二百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69篇。
12月18日，在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颁奖仪式北京举行。来自北京的佛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任继愈、郭朋、方立天、巫白慧等60余人出席了仪式。任继愈先生主持了颁奖仪式。获奖者黄心川先生的论文是发表于1986年西安隋唐佛教讨论会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隋唐佛教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一文。此为中国大陆佛学界唯一荣获的国外的学术奖。
1996年：
4月8日至9日，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由国务院事务局办公室主办的。有关情况刊于《藏外佛教文献》第2辑。
8月20日至25日，“首届中原宗教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举行。会议由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主题是“佛教与二十一世纪”。参会代表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1997年河南宗教文化研究会出版了论文集。
8月30日至9月4日，“大乘与东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和西安两地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中心与日本学术界共同组办。会议采取了在北京和西安两地接站举办的方式举行。第一站于8月30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哲学”。第二站于9月3日至4日在西安陕西社会科学院举行，主题是“长安佛教与日本”。
10月2日至23日，第六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北京新万寿宾馆会议举行，主题是“中外佛教交流”。中外学者近100人参加了会议。发表论文10余篇，刊于《佛学研究》1996年刊上。
11月12日至15日，“石头希迁与曹洞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62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6篇。这次会议是由湖南省佛教协会、南岳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湖南佛教文化研究会共同发起的。论文集于1997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
11月12日至16日，“释指空暨云南楚雄州发展旅游业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这是由云南省武定县政府、狮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云南、四川、江苏、河南、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16篇，主题发表在《云南宗教研究》上。
1997年：
1月3日至8日，由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组办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先后在澳门、肇庆市、新兴县三地举行。5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会议论文集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出版。
3月5日至8日，由中国宗教协会主办、无锡市中诚广告公司协办的“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马山举行。一批佛学界、文博界、美术界、企业界等约6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1篇。论文集现未出版。
5月14日至16日，“金陵刻经处创办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举办。主题是“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50余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38篇。论文集未出版。
5月16日至20日，由四川乐山市大佛节宗教部主办的“巴蜀暨名山文化讨论会”在乐山市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四川佛学界人士，会议收到论文近20篇。
8月9日至12日，“指空在中国、韩国传播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于云南昆明举行，会议由云南社会科学院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等单位主办。参会代表40余人。
9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县举行，8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天台宗与东亚文化”，收到论文51篇。会议论文集刊登在《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上。
11月23日，由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佛天台宗文化研究座谈会”于当阳市玉泉山庄举行。主题是“论述智者大师天台宗思想、理论在玉泉寺的形成”。近4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18篇。
12月5日至9日，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文化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97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5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
1998年：
9月6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法鼓大学协办的“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共70余人出席了会。会议主题是“佛教与东方文化”，收到论文30篇。论文最后发表在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学报》上。
10月21日至22日由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主办、无锡祥符禅寺承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灵山大佛脚下隆重举行，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提要76篇，实收论文54篇。论文集出版。
11月19日至23日，“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30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168篇，以法门寺历史和法门寺佛教为探讨重点。会议论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12月23日至24日“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在广州市举行。此次会议是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举办的。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论文集未出版。
1999年：
3月22日至25日，由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大学东亚佛教中心和陕西铜川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在陕西铜川市举行，共137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6篇。会议论文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8月26日至31日，“中国佛教与五台山讨论会”在山西五台山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文化中心和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参会代表30余人。收到论文16篇。
11月9日至10日，“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温特莱宾馆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中日双方代表各宣读了篇论文，主题是“21世纪佛学”。会议论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上。
2000年：
3月6日至7日，“佛教教育研讨会”在苏州西园寺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佛教教育工作的法师和关心佛教教育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法师、学者分五场次作了专题发言，共同商讨21世纪佛教教育的发展方略，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展望和建议。由一座寺院举办全国性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这在大陆还是第一次。
4月25日至26日，“佛教艺术讨论会”在辽宁鞍山市玉佛苑举行，来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的学者近30人出席了会议。鞍山市政府、政协、宗教局、佛教协会等领导与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围绕东北佛教与玉佛苑及玉佛的佛教艺术特点作了深入地讨论。鞍山信托公司主办了这次会议。
5月24日至28日，“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光山县召开，这是由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会、武汉大学哲学系、河南光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来自北京、武汉、天津、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及日本国内外16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了论文40余篇。会议代表围绕光山居寺与天台宗的关系和开发宗教文化、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6月7日至8日，“2000首届中国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奉化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僧俗两界的代表共50人出席了会议，收到学术论文20篇。会议是由奉化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代表们围绕弥勒佛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
9月18日至20日，“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市佛教协会共同主办，上海玉佛禅寺承办。来自北京、上海、重庆、黑龙江等23个省市、自治区佛教协会的主要领导及学术界近百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7篇。会议宗旨是深刻领会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宗教问题的“三句话”的指示精神，总结多来佛教界在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方面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更好地为即将来到21世纪指明方向。
10月21日至23日，“首届禅宗祖庭文化网络研讨会”在湖北省禅宗发源地黄梅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界、佛教界和湖北省及黄梅县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3篇。会议由黄梅四祖寺单独举办的，主题是“四祖寺与禅宗”。
10月23 日至10月25日，由杭州师范学院“弘一法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发起举办的“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出席会议的海内外学者共50余人，提交论文19篇。参会代表围绕弘一大师在俗时期以及出家之后的艺术活动进行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会议论文集以《弘一大师艺术论》为书名结集，由西泠印社出版。
10月27日至28日，“第八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北京中国佛学院举行。会议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主办，主题是中国净土教之研究。中日参会代表各提交5篇论文。在京的佛教学者数十人与会。这次会议是20世纪中日两国学术界和佛教界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议交流，学术气氛浓厚，发言提问者踊跃，高潮迭起，特别是佛学院的学生表现不俗。
11月7日至10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迎建馆十周年、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周年庆典”，在重庆市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文博界、学术界人士19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72篇。会上修改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推举宋朗秋、郭相颖、陈明光为名誉会长，聘请郭朋、黄心川、马世长、胡昭羲等16位专家为顾问。评选出获奖论文著作20部篇，《申报大足石刻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文本》获省部级一等奖。《大足石刻铭文录》被授予“特别奖”和“特殊奖”。
11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陕西佛教协会办，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与西安大慈恩寺承办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与会代表54人，收到论文38篇。代表们共同回顾、总结玄奘精神和西部文化，认为玄奘精神可归纳为高尚的人格、坚定的信念、诚挚的爱国情怀、执着的献身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西部文化是古今往来我国和西部人民所造的所有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这是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举行的最后一次佛学术会议。
四、功不可没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佛学研究从复兴到兴盛，佛教学术会议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与中国佛学同步前进。仅从上述统计表明，近20年间，我国大陆一共召开至少有72次以上有关专题佛教学术会议，平均每年召开3.6次，最少的年份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10次/年。此外，一些有关中国史、藏学、傣学、艺术、气功等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佛教也是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取得这样的丰硕成果，首先与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也是这一政策指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如果没有大的良好环境，我们根本不可能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学术环境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佛教已经突破禁区，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其次，佛教学术会议的主题丰富，内容广泛，在众多的会议中，既有专题断代史主题，又有地区性主题，还有宗派主题。特别是以佛教文化为题的会议日益增多，说明学术界已经接受了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兼有文化形态之特征的观点，反映了国内文化思潮的发展。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对政府也有影响。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洛阳白马寺时也谈到：“宗教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
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各地佛研究的蓬勃发展，例如五台山、乐山、法门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后，使当地的佛教研究进一步深入，会议所发表的论文集，论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实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作为古都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召开了佛教学术会议之后，长安佛教的课题开始上马，成立了长安佛教中心，陕西社科院一批从事历史、考古的研究人员转为研究佛教，短短的几年内就撰写了一批长安寺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卷曾分别在1985年洛阳会议和1986年的西安会议上征求了参会代表意见，对该书的写作有过很大的帮助，而且每次随着学术会议的召开，都涌现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壮大了学术界的队伍。可以这样说：每一次佛教学术会议，都是对我国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为未来的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动。
第三，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国内各团体和单位间的联系，沟通了海峡两的学术友好来往，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过去学术和宗教界的工作联系不多，双方对佛教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或不同认识，通过学术界会议交流，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有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和谅解。特别是双方共同举办学术会议，表明了双方对佛教学术问题关心，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会议的本身，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88年国内首次由教界和学界在江苏常熟兴福寺举办的“印度哲学宗教与中国佛教”讨论会，开创了两界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1998年在无锡召开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研讨会”上，自始至终地充满了“团结、祥和、热烈”的气氛，各界代表发言踊跃，涉及内容广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功底。与会的僧人代表达16位。会议期间不仅学者积极提问，僧人应答，而且僧人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学者对话，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济济，充满生机，他们的不俗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会议闭幕式上总结说：“此次会议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学界和教界关系融洽，讨论的问题接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等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共同探讨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佛教界年青一代僧才在成长，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观点稳妥而积极，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令人欣慰。特别是我们在探讨佛教当前自身建设方面，大家所持的观点都是具有非常积极进取的精神，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坚持传统，以使佛教薪火相传。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佛教事业发达有望。”
第四，召开佛学会议的资金分配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伊始，佛学会议主要由学术界来承办，会议资金由国家拨款。以后由于拨款减少，学术会议改为通常由几个单位共同出资主办，最多时有近10个单位来共同主办，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学术会议通常只由一个地方或单位来承办，资金已不是影响开会的大问题了。特别是近年来佛教界在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方面表现明显，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会议，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一方面佛教界对学术文化的关心增加了，另一方面，佛教界的资金也充足了，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第五，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佛教学术交流，一直处于隔绝的状态。三地学者只能通过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对方的佛教研究情况，无缘面对面地交流学术问题。1989年“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台湾学者首次与会，打开了两岸佛学交流的大门，此后佛教学术交流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学者的经常性工作。台湾学者出席大陆佛教学术会议，并参加大陆的学术代表团到海外与会，不仅促进了两岸的学术繁荣，而且对祖国统一的千年大计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外佛教文化学术会议交流，早期主要是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展开的。1980年西安召开的“中国佛教讨论会”，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率团与中国学者座谈，开始了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到1984年，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召开，两国间的国际会议启动。基于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维系和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存在，两国的佛教学术会议，双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两国学有专长，一流的学者，代表了最高的水平。尽管现今中日两国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一些学术问题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学术交流，达到了双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是在中韩建交以后全面开展的。但是两国佛学界还没有召开过专门的佛学会议，目前仅仅是停留在韩国学者到中国参加由中国举行的会议，或者中国学者到韩国参加韩国举行的佛学会议。但通过学术会议的交流，中日韩几方的学术差距明显减少，佛教学者之间的了解日益加深。学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同时，欧美地区的佛教学者参加大陆举行的佛教学术会议，扩大了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佛学研究最终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佛学研究在中国决不是摆设，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中国学者有能力，也有实力来发扬光大中国佛教学术，仅从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中国学术界和佛教界对佛教的关心程度，它不仅是中国学者的聚会，也是中国学术界与国外的同行进行接触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正是由于召开了这么多的学术会议，使得当代中国佛学有了迅速地发展，已经开始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接轨，所以当我们在回顾20世纪的佛学研究时，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功不可没的，它对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曾经起到过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