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除须发，身著染衣是佛教僧侣最显著的标志。

　　剃除须发的出家仪式，自佛世至今二千多年来都没有改变，但是在僧服却依佛教传布地区气候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尤其中国幅员广阔，南热北寒，佛教流传时间最久，以致中国僧侣的服装在时代中变迁很大，与印度原始佛教僧侣的服制比较起来，不论在形式、颜色及功能等各方面都相差很远。

　　原始佛教僧人穿著粪扫衣

　　[去除贪心、拣别外道在僧团成立的初期，佛陀和他的弟子们都穿粪扫衣──一种用破布制成的衣服。这些破布或来自墓地，或是在大街上、垃圾场捡来的。后来佛陀也允许信徒供养僧伽布料，不过要先把它剪成几块，然后缝在一起，为的是要减低它的价值，减少僧人的贪染。穿这样的衣服除了表示僧侣过的是一种简朴的宗教生活外，还有拣别外道的用意。因为当时其他教派的苦行者，有的穿著树皮或草制成的衣服，有的穿用毛、羽绒或鹿皮制成的衣服，甚至有的人一丝不挂（在印度至今仍有这样裸形的苦行者）。佛陀不仅不主张纵欲的行为，也不提倡上述极端的苦行，因为他从经验里得知这种苦行对解脱并没有任何助益，而粪扫衣能够去除比丘对外在物质的贪欲，又足以达到遮蔽身躯、保护身体，防御冷、热、蚊、虫、风等的功能。它毋宁是当时一种最好的、最简便解决穿衣问题的方法。

　　佛陀反对苦行，也反对奢侈，所以规定僧人只能拥有三衣──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安陀会是五条布缝成的中宿衣（下衣），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缝成的入众衣（上衣），僧伽黎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注一）。三衣之外加上僧只支（覆肩衣）和涅盘僧（裙子）则成五衣。

　　以「点净」或「染净」破坏衣色

　　这些衣服除在缝制、数量上有所规定外，在颜色上也规定要先「坏色」，不许用上色（注二）或纯色，如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就不许著用。佛陀教导比丘们从树根、树皮、树汁和花提炼染料，破坏衣色的整齐，免除对衣服的贪著。

　　平常我们所说的「袈裟」就是「染色」、「不正色」的意思，在佛世时只有指出那些颜色是不适当的，到佛灭后，由于各部派所持的律有所不同，对如何是「坏色」也有不同的看法，大抵分为二种──「点净」或「染净」，「点净」是在新衣上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染净」则是将新衣染成坏色，不论是「点净」或「染净」，法定有三种坏色──青（青而黑的色）、黑、木兰色（赤而黑的色）（注三）。

　　袈裟颜色随部派规定有所不同

　　西元二、三世纪时，印度的佛教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为标帜自己的宗派，三衣便有不同的规定，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中便举出萨婆多部著绛袈裟，昙无德部著皂袈裟，迦叶维部著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著青袈裟，摩诃僧只部著黄袈裟。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僧人都著黄色袈裟，正是摩诃僧只部的流传，虽然五部的衣色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却在五部通用。

　　西元七世纪时，义净法师传来的说一切有部的律制，谈到僧服的颜色是赤色的，而玄奘大师旅印时所见那揭罗曷国保存佛陀的僧只支是黄赤色，梵衍那国阿难弟子商那和修的九条僧只支是绛赤色，可见有部的僧衣是赤色的。

　　中国的僧服分为法服、常服二类

　　中国天气较印度寒冷，仅仅三衣不可能御寒，所以三衣之外需有其他衣服。因此中国僧侣的服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服，就原有的服装稍微改变式样而成，为御寒之用，是僧人日常穿著的；一类是法服，就是只在法会佛事期间穿著的三衣。

　　紫袈裟、朱红袈裟为尊贵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有部僧侣到中国弘法的人最多，汉末牟融的《理惑论》中说：「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可见当时的僧服是赤色的。唐武后时，沙门法朗等九人翻译大云经，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的规定，赐给他们紫袈裟（见《唐书》）。从那时起至宋代僧人以受赐紫衣为荣，一时之间，穿著紫色、绯色衣蔚为风尚，完全不按戒律的约束。

　　袈裟的颜色随意选用，特别是随著常服的颜色而任意改变。如常服有缁、黄、褐等色，袈裟也有著许多颜色。在《酉阳杂俎续集》中就曾形容僧人的法衣形状如稻，颜色如莲；又说如赤麻白豆，若青若黑。虽然中国僧衣的颜色如此多样，一般还是以朱红袈裟为最尊贵。但是古代所谓「赤衣」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颜色，并不是纯赤色。

　　僧服颜色混乱的情况，一直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制定僧侣的服色才得以统一。那时规定的服色是──禅僧（注四）茶褐色常服、青色腰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色腰带、浅红色袈裟；教僧黑色常服、黑色腰带、浅红袈裟。而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是褐、黄、黑、灰四色。

　　「缁衣」成为僧人的专称

　　僧侣的常服在最初时是与俗人相同的，只是在颜色上有所分别，如缁衣之类，它究竟是什么形式，什么颜色呢？

　　缁色是黑色中带点红色，如果黑色再多一些，就会近于黑色了，这种缁色可能与有部的赤衣（黄赤色）有关。东晋和石赵时，僧人便有「缁衣」或「缁流」的称号，如刘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见《通鉴》）。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见《高僧传僧慧传》），可见「缁衣」久已成为僧人的专称了。一直到清代，僧人也仍著缁衣。 　　

　　「缁衣」和「白衣」是僧俗的对称，如果说到在家与出家，通常会提到「缁素」、「缁白」这些名词，为何在家人会被称为「白衣」呢？那是因为当时一般人多穿白衣的缘故。原本在汉朝时，平民多穿青绿色衣（注五），到了三国时，由于天下历年荒乱，人民更加困苦，所以穿白衣成为习尚。正在这时期僧侣增多，衣服尚缁，才造成「缁素」的说法（注六）。直到唐代，一般百姓仍穿著白衣。

　　但是僧服也不一定一直是缁色的，北周武帝时曾因「亡高者黑衣」的谶语，下令僧侣改穿著黄色衣（见《僧史略》）。从此以后僧人常服的颜色便五花八门起来了，如有黑色、赤色衣，也有青黄间色衣、褐色衣。

　　僧人以方袍为常服

　　僧侣常服的式样在最初与俗服相同，直到东魏法上法师时僧服的样式才有规定（注七）。经过隋末的丧乱，僧侣的服装又与俗服混同起来（注八）。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传》中提到唐时僧尼著用禅袍、襦、衫、□裤（有裆的短裤）等类衣服（注九），还有特制的如偏衫（注十）和方裙二种衣物。

　　其实那些亵衣、襦、衫等未必有所规定，仍是随著时代与俗人的衣服一样。汉魏的俗服是常常变更的，有时广领而大带，或作垂胡袖，或长裙曳地，或短衣蔽脚。僧人的外衣为与俗服有区别，所以才有「方袍」（另一名称为「海青」）的出现。「袍」是长衣（长至足上，有表有里）的统称，一般人都穿著长袍，僧俗袍衣的差别是在裙与袖作法不同，「方」是对「曲」而言的，汉朝时的江充就曾穿著曲裙单衣去见汉帝（注十一），可见俗服是曲裙而僧服是方裙的。而且方袍的衣袖也是采取方的，不像俗服的袖管作窄而圆的垂胡式，这应当是「方袍」名称的由来。

　　在宋元明三代，僧人也穿著「直裰」，如明朝莲池大师就曾在《沙弥律仪要略》中告诫新学的沙弥，在入厕前要「于竹竿上挂直裰，摺令齐整」，可见当时的僧人常服即是直裰。直裰是一种比较宽而又大的长衣，背的中缝直通到下摆，所以也称为「直身」，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平时所穿用的服式。

　　僧衣的另一名称是「衲衣」。衲是补缀的意思，因为袈裟是由多数碎布补缀而成，所以译作衲衣。在《长阿含经》中曾提到迦叶尊者著衲衣去见佛陀。《大智度论》中也有说五比丘曾问佛陀：「当穿著何种衣？」佛告诉他们：「应披衲衣。」这都是指袈裟而言，但是后来僧侣的常服，也常是破旧经过补缀的，衲衣于是成为僧服的通称。由于穿著衲衣的缘故，所以比丘也常自称老衲、衲僧、衲子，僧众就称为衲众。

　　结语

　　中国佛教与印度原始佛教的僧团生活，基本上有很大的差距，佛制三衣是为让比丘遮身和御寒之用，所以三衣不可一刻或离，例如若不穿安陀会就会成为裸形外道。但是在中国，三衣只有课诵、佛事、法会时才会穿著，与原制相差甚远。直到现在，中国的僧服仍是分为常服、法服二类，只是连方袍也成为佛事法会时的服装，而平常所见的就是短褂、罗汉褂、长衫等衣服了。

中国僧服的演变，使我们看到僧人受到各种社会风尚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僧服的颜色与样式，或许有人会以为僧人如此就是同于流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改革，不但使僧人生活的基本所需得到安顿，更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穿衣风格，才使僧人于中国继续生存下来，而不受限于印度的原制，这种渐次转变的过程，或许可以做为中国佛教迎向时代的一面借镜。

【注释】

注一：「僧伽黎」是大衣，专供外出如进入王宫及城镇村落时穿用；「郁多罗僧」是上衣，供僧人礼诵、听讲、布萨时穿用；「安陀会」是中宿衣，供僧人日常作业和睡觉时穿用。

注二：《摩诃僧只律》卷二十八：「比丘不听著上色衣，上色衣者，丘□染、迦弥遮染、俱毗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郁金染、红蓝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注三：参阅印顺法师，《教制教典与教学》，页六七。

注四：明代的僧人分成禅、讲、教三类。禅，指的是参禅；讲，指的是禅门外的其他宗派；教，指的是为人念经拜忏的「经忏僧」。

注五：《汉书成帝纪》：「承始四年诏：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

注六：参阅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册，页七一八。

注七：《续高僧传》卷十《法上传》：「自（法）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 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

注八：《续高僧传》卷十八《慧休传》：「荒乱之后，法律不行，并用铜盂，身御俗服，同诸流俗。」

注九：《南海寄归传》中提到：「且如神州只支偏袒，覆缚方裙；禅裤袍襦，咸乖本制。」又说：「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并皆乖仪。....只支偏袒衫裤之流，大圣亲遮。」

注十：《释氏要览》卷上引竺道祖《魏录》：「魏宫人见僧袒一肘，不以为善，乃作偏袒缝于僧只支上，相从因名偏衫。」

注十一：《汉书江充传》：「充衣纱□单衣曲裙。」《何并传》师古注：「□愉，曲裙单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