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发布时间：2022-10-16 09:09:33作者：大悲咒功德网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周钧韬
内容提要 吴晗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着文，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作者在文集第一卷《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一书中，分析了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认为吴晗的“非王世贞说”不能成立。在《金瓶梅新探》中，分析了古人提出的“王世贞说”和“王世贞门人说”的相互关系，从《金瓶梅》“指斥时事”研究了王世贞创作《金瓶梅》以讽刺严嵩父子的可能性，并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小说的语言特征，王世贞的学识和交游等方面加以考察，提出王世贞极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进而又研究了《金瓶梅》中大名士与非大名士共同参与创作的痕迹，并以传奇《鸣凤记》为王世贞与门人联合创作为旁证，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此说已为学术界所关注，孙逊在《金瓶梅评述》（载《漫话金瓶梅》）、《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鉴赏辞典》），卜键在《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之谜》），鲁歌、马征在《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书中，均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作为一家之说而加以罗列。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早在明末清初，与王世贞说同时并存的，还有王世贞门人说。这也是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一种看法。
对《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的分析与综合
按照传统的考证方法，只要我们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直接找到联合创作说的史料，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时至今日，这样的史料我们并未找到，也许可能就根本不存在。显然这是对传统的考证方法的一种挑战。那么出路何在呢？答曰：天无绝人之路。人类的认识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似能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可以从《金瓶梅》这个实际出发，对现有的众多史料，作辩证的、逻辑的，亦包括系统论的分析，从这些史料的联系和区别中，提取新的东西，形成新的结论，这就是笔者所做的尝试性的工作。
笔者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力争掌握《金瓶梅》成书以来，人们在其作者问题上的全部认识成果。笔者将古人的、近人的、今人的作者之论，统统收集起来，共得二十三说（当然还可能不全）。当然，收集并不是目的，笔者的目的在于在掌握全部（或大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从中发掘新的东西。
第一、 从二十三说提出者的依据来分析，笔者发现大体是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属于传闻。如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谢肇浙的“金吾戚里门客说”,和素的“卢楠说”等，约六种；第二类属于推测。如孙楷第的“冯惟敏说”,戴不凡的“浙江兰溪一带吴侬说”,魏子云的“沈自邠、沈德符父子及其他文人集体创作说”等，约十三种（其中包括宋起凤的“王世贞说”,因宋氏无考证，故归此类）；第三类是属于考证。如徐朔方的“李开先说”,黄霖的“屠隆说”,张远芬的“贾三近说”等，约四种。由于传闻与推测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区分，故此分类也是相对的。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认识：在二十三说之中，绝大多数属于传闻与推测，真正进行了比较仔细考证的极少。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研究虽然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但仍然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离得出科学的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此其一；不少传闻和推测性的看法，出现在明末清初，这就是说，它们离《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较近，因此在这些传闻和推测中，极有可能蕴含着真理。而这个真理又被深深地埋藏在历史的尘土之中，这就需要我们作仔细的发掘和辩证的研究工作。
第二、 从二十三说提出者的泛指和实指来分析，其中属于泛指者，如“大名士”、“绍兴老儒”、“凤州门人”等等，计约十种，属于实指者，如王世贞、薛应旗、李贽、赵南星、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等，计约十三种。这个分析说明如下几点：一、 在明末清初大多属泛指，实指者仅王世贞一说而已；二、 清代大多属实指，但多数仅为提出者的只言片语，如薛应旗、赵南星说等等，其研究价值并不高；三、 近现代出现的大多属实指，而提出者作过仔细考证的，如李开先说等等，则是在近五年之内的事。
第三、 将传闻、推测和考证，泛指和实指，统统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其二十三说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说，一说是“大名士说”,一说是“非大名士说”.前者如“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薛应旗、李贽、李开先、贾三近等等共十二种，后者如“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凤州门人”等等共十一种。由此可见，“大名士说”与“非大名士说”旗鼓相当，不分高下。这是为什么？我认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说都从《金瓶梅》这一实际出发，各自掌握着部分的真理性。下面就这个问题作具体分析。
持大名士说者有十二种，虽然其实指的对象各不相同，但这些对象均为大名士，这是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共同点。这也就是说，这部分持论者在推测、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时，有一个共同的基准，即《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大名士。在他们看来，《金瓶梅》这部杰作是非大名士不可为之的。把这种看法表述得异常鲜明的，当推宋起凤。宋起凤在《稗说》中指出：《金瓶梅》“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金瓶梅》“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是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邪，谓之一代才子，询然”（宋起凤：《稗说》，《王弇州著作》）。在宋起凤看来，《金瓶梅》是最神最化的文字，晚代第一种文字，是空前绝后的杰作，必出于号称“一代才子”的大手笔。《金瓶梅》中确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笔者在前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中，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这里再补述数言：
周钧韬
内容提要 吴晗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着文，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作者在文集第一卷《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一书中，分析了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认为吴晗的“非王世贞说”不能成立。在《金瓶梅新探》中，分析了古人提出的“王世贞说”和“王世贞门人说”的相互关系，从《金瓶梅》“指斥时事”研究了王世贞创作《金瓶梅》以讽刺严嵩父子的可能性，并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小说的语言特征，王世贞的学识和交游等方面加以考察，提出王世贞极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进而又研究了《金瓶梅》中大名士与非大名士共同参与创作的痕迹，并以传奇《鸣凤记》为王世贞与门人联合创作为旁证，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此说已为学术界所关注，孙逊在《金瓶梅评述》（载《漫话金瓶梅》）、《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鉴赏辞典》），卜键在《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之谜》），鲁歌、马征在《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书中，均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作为一家之说而加以罗列。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早在明末清初，与王世贞说同时并存的，还有王世贞门人说。这也是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一种看法。
对《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的分析与综合
按照传统的考证方法，只要我们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直接找到联合创作说的史料，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时至今日，这样的史料我们并未找到，也许可能就根本不存在。显然这是对传统的考证方法的一种挑战。那么出路何在呢？答曰：天无绝人之路。人类的认识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似能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可以从《金瓶梅》这个实际出发，对现有的众多史料，作辩证的、逻辑的，亦包括系统论的分析，从这些史料的联系和区别中，提取新的东西，形成新的结论，这就是笔者所做的尝试性的工作。
笔者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力争掌握《金瓶梅》成书以来，人们在其作者问题上的全部认识成果。笔者将古人的、近人的、今人的作者之论，统统收集起来，共得二十三说（当然还可能不全）。当然，收集并不是目的，笔者的目的在于在掌握全部（或大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从中发掘新的东西。
第一、 从二十三说提出者的依据来分析，笔者发现大体是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属于传闻。如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谢肇浙的“金吾戚里门客说”,和素的“卢楠说”等，约六种；第二类属于推测。如孙楷第的“冯惟敏说”,戴不凡的“浙江兰溪一带吴侬说”,魏子云的“沈自邠、沈德符父子及其他文人集体创作说”等，约十三种（其中包括宋起凤的“王世贞说”,因宋氏无考证，故归此类）；第三类是属于考证。如徐朔方的“李开先说”,黄霖的“屠隆说”,张远芬的“贾三近说”等，约四种。由于传闻与推测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区分，故此分类也是相对的。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认识：在二十三说之中，绝大多数属于传闻与推测，真正进行了比较仔细考证的极少。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研究虽然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但仍然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离得出科学的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此其一；不少传闻和推测性的看法，出现在明末清初，这就是说，它们离《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较近，因此在这些传闻和推测中，极有可能蕴含着真理。而这个真理又被深深地埋藏在历史的尘土之中，这就需要我们作仔细的发掘和辩证的研究工作。
第二、 从二十三说提出者的泛指和实指来分析，其中属于泛指者，如“大名士”、“绍兴老儒”、“凤州门人”等等，计约十种，属于实指者，如王世贞、薛应旗、李贽、赵南星、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等，计约十三种。这个分析说明如下几点：一、 在明末清初大多属泛指，实指者仅王世贞一说而已；二、 清代大多属实指，但多数仅为提出者的只言片语，如薛应旗、赵南星说等等，其研究价值并不高；三、 近现代出现的大多属实指，而提出者作过仔细考证的，如李开先说等等，则是在近五年之内的事。
第三、 将传闻、推测和考证，泛指和实指，统统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其二十三说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说，一说是“大名士说”,一说是“非大名士说”.前者如“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薛应旗、李贽、李开先、贾三近等等共十二种，后者如“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凤州门人”等等共十一种。由此可见，“大名士说”与“非大名士说”旗鼓相当，不分高下。这是为什么？我认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说都从《金瓶梅》这一实际出发，各自掌握着部分的真理性。下面就这个问题作具体分析。
持大名士说者有十二种，虽然其实指的对象各不相同，但这些对象均为大名士，这是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共同点。这也就是说，这部分持论者在推测、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时，有一个共同的基准，即《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大名士。在他们看来，《金瓶梅》这部杰作是非大名士不可为之的。把这种看法表述得异常鲜明的，当推宋起凤。宋起凤在《稗说》中指出：《金瓶梅》“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金瓶梅》“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是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邪，谓之一代才子，询然”（宋起凤：《稗说》，《王弇州著作》）。在宋起凤看来，《金瓶梅》是最神最化的文字，晚代第一种文字，是空前绝后的杰作，必出于号称“一代才子”的大手笔。《金瓶梅》中确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笔者在前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中，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这里再补述数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