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忆江南》赏析--山川之美值得歌颂 白居易《忆江南》赏析--山川之美值得歌颂

肖旭

白居易的《忆江南》词，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一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吟咏回味。我记得1978年3月31日，郭沫若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作讲话时引用了其中的名句，他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热情洋溢的讲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愿，因而也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至今每当我们获悉全国各地的每一项新的重大成就时，我们都会想起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的词句。郭老引用得好，赋予了原词以新的含义。但话又说回来，白居易的诗之所以值得借用，又确实因为它是春的颂歌，美的回忆。

《忆江南》一共三首，它们的原文是：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在《江楼早秋》一诗中曾说“江山入好诗”,也就是说他认为即景抒情的诗须大好江山之助，这是他从创作实践中悟出的道理。

他的《忆江南》能写得这么感人，和他长期生活在江南，由衷地喜爱江南分不开。

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人。他的曾祖迁居华州下邽县。唐代下邽，今属陕西渭南县。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县。他一生有十余年的时间居住在江南。和盛唐诗人远赴江南多属旅游不同，白居易四下江南，每次都有特殊的原因。他第一次下江南是童年时代。那时，安史之乱虽然早已平定，但新的藩镇叛乱却不断发生。在河南，先后就有李灵耀、李希烈的叛乱，闹得人民不得安宁。白居易在十一二岁时逃难到了浙江一带。几年后到过苏州、杭州。白居易第二次下江南是在壮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心怀二心的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暗杀宰相武元衡，裴度受伤，朝野震动，当政者束手无策。白居易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他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上疏力主缉捕凶手，触怒宰相，被贬为江南西道的江州司马，在九江居住三年多。白居易第三次下江南时，已年过半百。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他在中书舍人任上曾上疏纵论对河北藩镇用兵的问题，不被采纳。六月，元稹罢相后，他眼见宦官专权，党争激烈，便请求到外地做官。七月，朝廷任命他为杭州刺史，历时两年，政绩卓著。白居易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江南，年已五十四岁。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春三月，白居易在洛阳太子左庶子任上接到朝廷派他作苏州刺史的任命，五月端阳，抵达任所。第二年秋天，因为眼病免官。冬天，他跟从和州离任的刺史朋友刘禹锡结伴回北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重到江南了。

《忆江南》的写作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的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的又说在大和元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不是太笼统，就是太简单，缺乏事实根据。

笔者认为要确定《忆江南》词的写作年代，必须从了解刘禹锡的《忆江南》词入手。刘的两首词，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然后他吟咏道：“春去也，多谢洛阳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裒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频。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两首词一再叹息“春去也”,“春过也”!说明他们作于初夏。第一首又说“多谢洛阳人”,暗示写作地点在洛阳。既然如此，就只有刘禹锡、白居易某年初夏都在洛阳，才可能唱和了。因而也就排除了“大和元年”、“大和八九年”作词的两说。根据白居易、刘禹锡的行踪看，他们从开成二年到会昌二年有六个初夏在一起度过。他们都有江南生活的经历，都在苏州做过刺史。因此，他们在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两人都是六十六岁的时候，共同回忆美好的江南生活时，各自写了《忆江南》词。

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从构思上看是一个整体：第一首写整个江南，第二首写回忆杭州，第三首写回忆苏州。

江南，作为古地区名，时代不同，内涵不同。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江南道，其辖地域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的长江以南的部分地方和贵州的东北部。唐玄宗时又将这一大片地方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东道治所在苏州，西道治所在洪州。白居易一生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十多个春秋的江南生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江南东道、西道境内他都有好诗流传。他在浙江等地避兵乱时曾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在贬谪时借江南瘴厉地发过牢骚，这都不能拿来证明他不爱江南，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统观他的全部江南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是到一个地方爱一个地方的。

读白居易的江南诗，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他把江南作为第二故乡的感情。他的《忆江南》词把他赞美江南，喜爱江南的感情表现得更为热烈和鲜明。试看第一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这首词劈头一句就是一声赞叹：“江南好”!这看似平淡的三个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词人长期蕴蓄于胸中的感情的表露。接下去词人用“风景旧曾谙”五字来补足“好”的内涵以及他要赞美的原因。“谙”是熟悉的意思，词人熟悉江南的好风景，所以每一回忆江南就忍不住为它叫好。江南值得称许之处甚多，如土地的肥沃，物产的丰富，人民的聪慧勤劳等等都值得歌唱，而一首小词又不能无所不谈，因而他只拈出江南迷人的风景来写。江南处处有长江的身影，长江之春也最令人难忘。“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十四个字描绘的景色简直像一幅色彩绚丽，气势磅礴，意境优美的油画。它一下就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我们仿佛看见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词人在江边徘徊，忽然间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江边的春花沾满了晶莹的露水，本来就很可爱，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是红艳艳的胜过了火焰。这里词人像一位杰出的画家仅用简练的几笔就把春花的鲜明色泽，光线的变化以及欣赏者的喜悦之情，完美地表现出来了。有人认为这江花系指长江卷起的浪花。的确，白居易曾经用花来形容浪花。如他在《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一诗中就说过“风翻白浪花千片”.不过，白居易在这首词里写的“江花”却不是江上的浪花。因为他写的是长江之春，岸上红花既是写实，也和下句描写春江水色不重复。不然才写了江水，又写江水，岂不单调！“春来江水绿如蓝”把一江春水写得好逗人喜爱啊。“蓝”是一种蓼科植物，叶子含蓝质，可以制深蓝色的染料蓝靛，这是一个很新鲜、很贴切、很生动的比喻。南方的水色给白居易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他在《长恨歌》里说“蜀江水碧蜀山青”,在《缭绫》里说“染作江南春水色”,在这里又与蓝靛相比，都写得很美。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叫人如何不眷恋江南呢？“能不忆江南”正是用设问的语气来做肯定的结论。读词至此，热爱祖国锦绣江山的人们，仿佛听到了作者的啧啧声，感觉到了他的激动，很自然地也会产生一种共鸣。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

第二首词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假如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名画了。

杭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是我国东南的形胜之地。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淘井，加固堤防，治理西湖，为当地人民作了有益的事情，当地人怀念他，他也时时想念这个地方。他的写景诗中，有不少写杭州的名篇。如《杭州春望》、《馀杭形胜》、《春题湖上》等，古今传诵的是七律《钱唐湖春行》，它说：“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显然很爱西湖的春天，为什么他在词里偏偏不写杭州之春呢？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和第一首词所写的春景重复。他写杭州之秋，一写灵隐寺赏月赏桂，一写高亭之上观钱塘江潮。两句词就写出两种境界。“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山寺”,指的是西湖西边的灵隐寺。这座古刹有许多传说，有的还蒙上一层神话色彩。如传说灵隐寺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就让人浮想联翩。所以宋之问《灵隐寺》诗说：“月中桂子落，天香云外飘。”《南部新书》也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曾拾得”.寺僧当然是在说谎，但寺中多桂却是事实。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中秋节桂花飘香，那境界使他终身难忘。山、寺、月影下，寻桂子，写出了幽美的环境，也写了置身其间的词人的活动，使我们读后恍如身临其境。然而，词人回忆杭州还有另一种境界使人难忘。那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潮是大自然的奇观。他的形成和环境很有关系。钱塘江的入海处就是杭州湾。这个海口很像一个正对着东海的大喇叭口。由于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便形成了奇异的潮汐现象，特别是每年秋季的八月，海潮来时，潮峰可达到一丈多高。它仿佛是一座银山，又仿佛是陡立在江中的一堵水墙，从远处疾速地向杭州方向推进，十分壮观。弄潮儿举着红旗迎潮而上，更是惊心动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杭州人像过节一样，倾城出动，登山临江，翘首观潮，煞是热闹。白居易的杭州诗多次写蓟钱塘江潮，如《重题别东楼》诗就写到他登高遥望迎涛弄水的印象。“郡亭枕上看潮头”,以幽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的境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白居易是热爱杭州的，所以他在回到北方以后，又产生了“何日更重游”的愿望。

再看《忆江南》的第三首：“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这首词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可以使人想到苏州的虎丘山、馆娃宫的风景，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

苏州，有许多春秋时代吴国的遗迹，如阊门馆娃宫、虎丘山等。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是鱼米之乡。安史之乱，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江南生产发展，经济文化繁荣，在苏州有突出的反映。白居易的《登阊门闲望》诗说：“阖阔城碧辅新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苏州是江南东道的政治中心，州刺史任务繁重。他写诗告诉友人元稹说他处理公务：“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秋寄微之十二韵》）不过诗人究竟是诗人，每有闲暇，总免不了寄情诗酒歌舞。他爱太湖的山水，也爱当地演出的音乐舞蹈。他写的《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颇有特色。他重视苏州的女艺人李娟、张态，认为她们能演好《霓裳羽衣舞》。苏州名酒叫“竹叶春”,所以白居易在词中说：“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白居易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说：“早晚复相逢”.

读完《忆江南》，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三个特色：

第一是它的创造性。文学艺术贵在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生命。塞北和江南风光是文学作品中经常描写的内容。一说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丘迟《与陈伯之书》所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景象，也会想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及其它描写江南的乐府民歌。白居易的《忆江南》词能写出新意，创造新的艺术境界，很不容易。拿它和唐人的《状江南》诗相比更能见出作者的独创性。

第二，词的民间气息很浓。词的发展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白居易虚心向民间文学学习，写出了绝妙好词，促进了词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我们只要细心地把《忆江南》和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作一些比较，就能感受到它的民间气息。

第三，词的音乐性很强，适合于歌唱。白居易和刘禹锡在《忆江南》题下都注明他们的作品是为歌曲写的新歌辞，这种写作方式对于词这种新诗体的形成无疑是有益的。

引人脱离现实的山水诗、风景诗词是不足取的，但不能一看到写山水风景的诗词就一概加之反对。好的写景作品以浓烈的生活气息、赞美大好河山的激情，能引起人们对生活、对祖国的热爱。对于这类作品，人们爱读也就不足为奇了。

恩格斯说过“大自然用几座丘陵、山野、树林、吃草的家畜就创造出了无数优美的风光”.（《风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我们伟大祖国得天独厚，有许多山川之美，值得歌颂，在反映沸腾的社会生活的作品中，我们的锦绣河山常使它们增辉生色。我们时代的美的颂歌，美的回忆，将使祖国的文学宝库更为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