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日佛教文化关系略述

　　李向平

　　公元六世纪初,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佛教遂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之一。从此,佛教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呈现衰落状态,诸宗经论多输入于日本.时至本世纪初叶,中国原有之许多佛教经典又自日本还输中国,普写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新篇章。

　　一、杨文会居土与南条文雄

　　杨文会居士(1837——1911)乃中国现代佛教复兴的巨擘.他为弘扬佛法而创设的金陵刻经处及只洹精舍,直接成为中国现代佛教久衰而兴的前提。

　　1878年,杨文会居士跟随曾红泽出使英法等国,在伦敦结识了正在牛津大学专究梵文的日本学僧南条文雄.当时,南条文雄由日本至英国留学,除专攻梵文外,正在致力《翻译名义集》及《佛所行赞》等梵文原典,并校订梵文《阿弥陀经》、《金刚般若经》、《无量寿经》和《般若心经》,并编有《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由牛津大学出版.将汉译三藏佛典介绍给西方文化界。杨文会与南条文雄结识之后,悲智大开,亟欲寻求唐宋古德失落的经疏,以期复兴中国佛教.两人遂成莫逆之交,彼此归国后,书信往来,为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1880年左右,南条文雄以及赤松连城,岛田蕃根等人,为杨文会居士访得日本旧刻藏经另本二百余种。其中,许多是唐代会昌破佛后即已失传,宋明以来千余年在中国巳不获睹的重要典藉,如隋嘉祥大师所着的《中论疏》、《百论疏》,唐窥基撰的《因明论疏》、《成唯识论述记》等,皆为三论宗、唯识宗的重要着疏,于中国巳成绝学者。杨文会将这些佛教经典在其创办的金陵刻经处重刻流通,并回赠南条文雄及日本友人,从而延续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更重要的是,因此而引起了近、现代中国僧人学者研习佛学的浓厚兴趣,逐步形成为一股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引人注目并以唯识宗为主要内容的佛教复兴思潮。

　　梁启超在其《清代学述概论》说道:“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皆归依文会。”其后成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中坚人物如太虚大师、欧阳竞无居士以及桂伯华,谭嗣同、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等人,无不出自杨文会门下。由此可见杨文会与南条文雄之交往,在现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

　　二、太虚大师与东亚佛教大会

　　一九二四年,太虚大师(1889-1947)为促进世界佛教文化的交流,增进世界佛教徒的友谊,乃与学界名流、政商耆宿五十余人,于江西庐山共同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此乃中国佛教史上旷古未有的盛举。

　　日本佛教界以法相宗管长佐伯大僧正及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为首,一行六人出席了这次世界佛教联合会。他们所到之上海、北京等地,均受到当地佛教会和居士林信众的热诚欢迎,双方进行了佛学演讲,互赠书籍、交流佛教文化状况等活动。根据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决议,定于一九二五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

　　中国方面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太虚、持松、王一亭,韩清净、刘仁航等二十八人,太虚大师为团长。太虚大师在会议上宣读了《阿陀那识之研究》的学术论文。会后,参观了日本各地佛教名胜及佛教大学,出席各种团体欢迎会,先后演讲达三十余次,日本佛教界的名流学者也多次来访,彼此交换意见,大大促进了中日佛教的发展及其思想的沟通.太虚大师乃以佛法为两国人民的传统信仰,并以此作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基础,恳切盼望中日两国佛教徒共同合作,弘抚佛陀精神。他在日本帝国俱乐部讲道;“……中日亲善,实为两国国民应有之要事,以同文同种之国,实不应有此互相猜忌之心。今后以佛法谋中、日之亲善,实为得计,故盼两国人士之努力精进。”

　　日本佛教界总招待水野梅晓,乃太虚多年老友,为其领导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圆满完成使命,特撰《民国佛教界之盛主太虚法师》一文以表其感怀。其文云:“法师……偕二十余缁素共来赴会,造日华两国佛教史上未曾有之记录。法师欲依佛教主义之宣传,令欧美人改造对世界之基础观念,于谋世界人类之和平与福祉之大抱负下,不以其劳为劳,诚精力绝人之勇者也。日本佛教徒于法师,得一新来同事,及将发挥东方文化与世界之好伴侣。”

　　太虚回国后,发表《敬告亚洲佛教徒》一文,揭示了亚洲佛教徒的共同责任及同有之理想。太虚大师还在文中首先指出了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特征上的“四短与四长”。他认为日本佛教的“四短与四长”是:

　　日本(包括台湾、朝鲜)佛教徒有团体之组织,能为利济社会事业,长一。各宗有各宗本山支寺布教所及专门学校,有教育专宗人才及宣传专宗教义之机关,虽博大精深者不多见,而于本宗之义大致明白,长二。皆能爱国为国出力,在国家同视为重要国民,长三。对于代表现代之西洋文化思想,已能充分容受,且能用之研究佛学以适应现代思想,长四。人人持戒、习禅、诵经等自修,渐为轻视,而坐洞、结茅,闭关尤绝无行者,鹜外而不重内,短一。偏重各个宗派之系统,而乏佛教全体之统一,甚至十余宗派有裂为十余教之势,虽有佛教联合会之说,仅为各宗派之联络,不能组成一个整体,短二。为国之心过重,有将佛教作为国家一大机器中之一小机件之势,失佛教超国族而普遍于世界的精神,短三。佛教徒亦以科学为本,评判佛教之教理,而失没了佛法超越现代科学之殊胜,不能转科学而反为科学转,所讲佛学,往往如水冲败死,殆无乳味,短四。

　　至于中国佛教的“四短与四长”则是:

　　中国(包括蒙古、西藏)佛教徒利济社会事业及教化社会事业,极不发达,仅有识之徒与群众所生荐亡、求福等斋会经忏关系,短一。诸僧寺虽标别禅、讲、相承,有宗派源流之异,但其内容或毫无实际(若禅寺并不参禅等)或混合鲜专精之修学(若虽参禅学兼传戒作经忏等),短二。习称方外,对于世事视若风马牛不相及,为治国者所轻视,短三。缺乏科学知识,于代表现代之西洋思想,鲜能了解,呆板陈腐,说法不能应当世之机,短四。其上者能隐匿山林,抖落荣利,岩洞茅蓬,关房禅堂,甘苦淡食,持戒修定,长一。禅、净、律、密,台、贤、性、相,咸无专主,不严别门户以相排斥,长二。不为国性所拘,今佛教有独立于世之大风,合于佛教超出世俗之本质,长三。各宗之学理,虽隋、唐来已经华学之变化,而未因近世思想文化之变迁,尚能窥见佛教之纯粹真相,长四。

　　因此,中日佛教应该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共同发扬佛教之文化理想。这些论述,即使是对今日世界的佛教文化建设及中日佛教之交流,也是有其深刻启迪之处的。

　　三、密教之东来

　　密教在中国,以唐代最盛,至晚唐渐渐衰微,明清又有朝廷特申禁令,民间不得传授真言密法,故密教在近现代中国几乎失传。在日本,自弘法大师来唐求学,回国后于高野山建设密宗道场,大弘密教后,迄今不绝,遂称为“东密”。

　　本世纪初,中国僧侣有大勇、持松、显荫、谈玄等人,先后赴日本求学密教,其于中国之密教弘传则有一种新的趋势。

　　最早东渡日本求学密法者,则是大勇及持松二僧.他俩于一九二二年联袂东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方余,传法灌顶,授阿阇黎位。回国后,先后于上海、杭州、武汉传授密法。当时,不但在家居士从其学密,纷纷迎请传法灌顶,而且武昌佛学院诸多学僧、院董,亦都受其影响,从其学习密教,改信密宗。其法缘之盛,为唐朝之后所仅见。于是,中绝千余年之密法,顿呈勃兴之望。

　　此外,有显荫法师东渡日本,就天德寺穆韶阿阉黎学密法,受灌顶法.其天资秀质,慧解过人,日本佛学界人士亦多尊重。一九二二年,日本佛教界着名学者高楠顺次郎发起新修大藏经,博参唐宋元明清历代大藏,遍搜高丽、西藏、印度及欧洲之经典,以备枝仇,特请显荫法师为之作序,刊于新修大藏经样本卷首。显荫在日本除修密法之外,还注重中日佛教文化的沟通并促进留日华侨对祖国佛教文化的认识,为此而草拟《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以为联络华侨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后定名为《远东佛教协会》。

　　还有淡玄法师,入日本学得东密与台密两支密法,获得其全盘灌顶学位。就日本密教而盲,弘法传去的为“东密”,而以天台教观为中心的密法,又叫“台密”,淡玄不仅学得日本东、台二密,并携带有二千余种密宗经籍回到中国,其中多有中国之失传者及其他密宗应用法物。一九二四年回上海后,谈玄特借佛学会上海分会,将其分为书籍、图表、法物三大类公开展览,实有助于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

　　虽然这东来之密教,盛传一时却又如昙花一现般的趋向式微。大勇法师舍其东密,率领法尊等二十余人赴西藏学习藏密,但是,他们作为现代中国之日本留学僧,无疑也是效法中国六朝时代高僧求法精神,对国际间佛教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也当是现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