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灭火灾，谁都知道用水或灭火剂，但把没有着火燃烧物抢出搬走，是更为有效的上策。所以求得养生保健的成功，必须先要走出几个误区。但可借得很，绝大多数的养生保健者，偏偏死钻这个误区而不肯出来。

笔者今年八十有余，照常工作而且效率不减。终朝精神饱满，不知疲困。晨起于6：00 ，上床于23：30（暮春初秋之际），中午不睡午觉，没有腰酸、背痛、气喘、失眠等老年病。上16层楼查病房，50％步行攀登，100％漫步下楼。不久前，结扎去4个混合痔、根治1条肛瘘，两星期即告愈出院，一无后遗之症。毋论昼夜，热闹市区独自一人往返，穿越十字街口，应付裕如。阅读、书字，不用老花镜。

我并没有刻意追求过保健养生之道，其所以然者，乃从来没有误入过保健养生的误区耳。

把“进补与养生保健视为同义词”是养生保健误区中最最危险的一个。

首先，从理论上说补药不等于养生。 罗国纲谓：“补者，济其虚也。”（见《罗氏会约医镜 论补》）反过来说，即“不虚无补”。所有药物，加之于一个不需要补的正常人身上，就会把正常人的平衡搞乱。此进补不等于养生保健之一也。

哪些药物是补药，到今天还没有人敢定论。诚如何梦瑶的《医确 补泻论》中谓：“泻此补彼（原注：如泻火即补水），补此泻彼（原注：如补火即驱寒），故泻即补也”。程杏 轩也谓：“夫病有宜补，以泻之之道补之；病有宜泻，以补之之道泻之。”（见《医述 药略》）更耐人寻味者是钱一桂，他在《医略 人参大黄并用》篇中，把补与攻两个截然不同各走极端的人参与大黄鼓吹共用，以致把补与泻的分界线也取消了。而且中医更有一句名言，是“六腑以通为补”，那么大黄、芒硝不也可言正名顺地被称为补药了吗。此进补不等于保健养生之二也。

吴达在他的《医学求是 膏粱黎藿病体不同论》中痛陈“膏梁之体”进补有害而无益。所谓膏梁之体，是指平时养尊处优，荣养充沛，身无真病的人。这批人若吃补药，不类于睁了眼睛吃砒霜吗？此进补不等于保健养生之三也。

莫枚士《研经言 用药论二》说：“凡药能逐邪者，皆能伤正；能补虚者，皆能留邪……于此知无药之不偏矣……何必朋参芪而仇硝黄哉。”王肯堂说得更使人毛发耸然，谓：“近世用人参者，往往反有杀人之害。”（见《肯堂医论 灵芝要览》）此进补不等于保健养生之四也。

在理论方面证实了进补与保健养生不是一回事后，还可引用《蠢子医 补益不可泥》的歌诀作为结束语。歌为：“世人皆说补益好，岂知补益不当殊难了……人身原是小天地，日月为神江河道，胸隔喜顺利，肠胃喜通调，日食三合米，胜似参芪一大包。……试看今之呆公子，恒列八珍以自高。此皆善于补益者，好似螳螂抱树梢。”

其次，以事实证明补药不等于养生。
长寿者，多居深山老林，他或她都是粗茶淡饭，谁有条件进补。反过来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到清代短命的天子倒不少。什么划入短命？根据古语“人生五十不为夭”推算，则年未五十而死，都属短命。现在可打开历史书籍来看看：

秦
始皇赢政，49岁。
西汉
文帝刘恒，45岁。
景帝刘启，47岁。
宣帝刘询，42岁。
元帝刘爽，43岁。
东汉 明帝刘庄，47岁。
章帝刘炬，30岁。
宋 太祖赵匡胤，49岁。
英宗赵曙， 35岁。
神宗赵顼，37岁。
明 宣宗朱瞻基，38岁。
英宗朱祁镇，37岁。
宪宗朱见深，4O岁。
孝宗朱佑樘，35岁。
武宗朱厚照，30岁。
穆宗朱载呈，35岁。
光宗朱常洛，37岁。
清
文宗（咸丰）爱新觉罗奕诗，3O岁。
德宗（光绪）爱新觉罗载恬，37岁。

这一批丰食恣补的皇帝寿命特别的短。上表已把不满30岁的及他杀自杀者都排除在外了，否则人数更多。这个统计有力证实了进补绝非养生保健之策。

且看今朝，在报刊上不断报道：10岁女娃ru房发育，9岁女孩月经来潮，11岁男孩胡须了现……其原因都是进补所致。在这样的铁证面前，醉心于进补者可以猛猛醒矣。

其实，只要你动一动脑筋即可知补药不能养生。 凡衣服残破者，要修补；短者，要补长；洞穿者，要缝补。而对不残、不短、不破、不洞穿的衣服，你还需要补吗？从来没见过谁把新衣服打上补丁。 即使你的确虚，但虚有阳虚、阴虚、气虚、血虚、气血双虚、津枯、脾虚、肾虚、肾阳虚、肾阴虚、胃阳虚、胃阴虚、卫气虚、心气虚等。对这里的每一种虚证，都有针对性的补方补药。如若阳虚者服补阴药，非徒一无效益，有时反有副作用。 反过来说，每一种补方补药，都有它的适应证，不可能治疗所有虚证，犹如一身衣服，不可能春夏秋冬都适宜。 进一步说，平时进惯了补，一旦你正气一衰，在真正需要补的时候，则因长期补药，早已产生耐受性（尽管中药不谈抗药性），只能坐视无策可施。故而中医有一语格言，是“少年进补，老来吃苦”。

笔者曾写过这样一首“补药歌”，谓：“吃饭细嚼，穿衣少着，睡要吸着，烟酒抛却，心弗焦灼，跑走跳跃，都是补药。”深深醉心于补药的女士们、先生们，还是进进这种补药，有百利而无一弊。